□  胡可明

　　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帝制王朝清朝（1636——1912年）歷276年，其清圣祖仁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5.4—1722.12.20），即康熙皇帝，是為清朝第四位皇帝，即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亦即史界公認清朝康乾盛世之創始者，甚而有“千古一帝”之譽。自齊相管仲“官山海”后，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是重視鹽產鹽利，但鹽法鹽策各有不同。那么，在康熙帝61年的統治期中，淮鹽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景呢？康熙朝施于淮鹽的鹽法鹽策都另有一些什么特點呢？本文作一一探討。

康熙朝廷對兩淮鹽利的攫取

　　眾所周知，鹽業自漢唐起，已經成為朝廷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源。宋元明清諸朝，淮鹽一直走在全國鹽業前列。但每每朝代更迭中，鹽業也是很受傷害的，個中淮鹽屢被摧殘最甚。滿清貴族是靠戰騎鐵蹄和戰刀弓箭建立清朝政權的。有資料表明，發生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4月25日）清軍攻占淮鹽中樞揚州后，在5月20日至5月29日10天中，屠城10日！滿清的殺戮導致大批淮鹽灶民和垣商等逃亡、死亡，極其嚴重地毀壞了淮鹽生產基礎。清順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后，清政府雖然實行了一些安撫灶民、鹽商政策，但效果甚微。順治九年（1652）戶部尚書噶洪達奏：“自圣朝鼎革之后，呈驚鴻漸集”，灶民、鹽商漸有復業，但依舊是“灶突煙寒”。順治十六年（1659），兩淮巡鹽御史高爾位還因淮北徐瀆、臨洪兩鹽場“灶丁逃亡殆盡”而請求減免灶課。到康熙年間的康熙十二年（1673）至五十六年（1717），朝廷投兵戰事有16次之多，頻繁戰事，傷民耗財，再加上康熙四年“兩淮”海嘯淹死灶丁幾萬人。天災人禍，極其沉重地折耗了淮鹽生產力。有統計：兩淮30個鹽場中，古海州地域淮北4場被毀鹵池5500口、鹽池5500面；淮南26個鹽場鹵池被毀6000余口、亭場5500面。有些鹽場已無法恢復生產。盡管如此，康熙一朝為滿足宮廷消費、帝王賞賜、官吏俸祿、兵營建設、戰事開銷、士勇養活等一應巨額之需，康熙皇帝和各級官府對淮鹽之利的攫取直到手軟。康熙元年全國鹽課歲入白銀2733579兩，康熙三年達2743675兩，其中淮鹽課銀1788791兩，占65.2%。平三藩之亂期間，各鹽區用以充作軍費的鹽課銀源源不斷地流入官府金庫，其中兩淮額度最大。從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十九年五月，兩淮共充作軍費的鹽課銀達1322190兩。康熙朝61年間，也有了幾個激勵產鹽的手法。

康熙鹽策在淮鹽產區的施行

　　利之重而奪之烈。國家日耗巨額，康熙朝廷各級官府對鹽利之渴求近乎猛烈，使得從皇帝本人到鹽務官吏都施行了一些推動利鹽復產和保鹽增利措施。僅舉其在淮鹽產區的例子。一是豁免產鹽人的部分場課（產鹽人要交的稅）。生產淮鹽的灶丁因戰亂匪擾和自然災害不能正常從事產鹽活動，因而欠產尚不能按足額上繳場課，被逼無奈棄灘逃亡謀生，致一些鹽灘無人產鹽。清廷以“舊（明代）課（產稅）酌予減免”。康熙二年（1663），“準凡殷實人戶愿行鹽者，聽其頂補辦課，不許簽派滋擾。”招徠棄灘灶丁復業。又以“賑濟貧灶”、“禁止差擾灶戶”加以撫恤。以“救灶出于湯火”，以作“固本恤灶之典”等等確有收效。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兩淮鹽運司下轄的通州、泰州、淮安3個分司所轄的30個鹽場內，“遷移復業”灶丁1860名，“新增灶丁”2600名（其中淮北的板浦、徐瀆、臨洪、興莊4個鹽場新增340名）。二是修復產鹽基礎設施。康熙四年兩淮海嘯天災后，朝廷對沿海堤缺每年都有修復加固，至康熙二十四年共修復御潮堤缺228處，同時疏浚運鹽河道608處。淮南鹽區共修復制鹽設施：亭場5528面，灶房12444間，鹵池6102口，新增盤鐵119角，鍋撇4452口。海州鹽運分司所轄大浦場于康熙二十一年重建。淮南鹽區的掘港、伍祐、安豐等鹽場大使使署（鹽場管理官吏辦公處），以及淮鹽外運關口——儀征關閘鹽所橋都得以新建或重建。安豐、梁垛、白駒、丁溪等鹽場運鹽河道，都予疏浚。三是興場廢場而場課照征。清初實行禁海之策，以防明患。古海州地整個云臺山盡為海中島嶼，淮北鹽區的徐瀆、臨洪、興莊3個鹽場俱在海北，必得內遷，不遷則廢之。到康熙元年時，徐瀆場已經向內遷移。經朝廷主管錢糧稅賦的戶部同意，臨洪、興莊二鹽場灶丁移在板浦場空地上安插曬鹽，3個鹽場遷移期間所欠折價課銀每年1562兩，責令鹽商認納，遷移前累計欠課亦由鹽商分兩年足額補繳入庫。這實際上是把淮鹽鹽場因遷移而欠場課轉嫁于鹽商承擔，朝廷官府并無減收。淮南諸場情況類似。康熙五年呂四場受黃河洪災灶戶淹死僅剩十余人，場課均攤于通州其余26個鹽場承擔。康熙九年莞瀆場因黃河泛濫灶戶逃亡無人煎鹽場課無著，官府仍令至少征收原額之三分之一。四是管理產鹽區極為細致。康熙初就丈量得出淮鹽產區通州、泰州、淮安3個分司共有新增蕩地2554頃。淮南煎鹽，草蕩之草是淮南鹽區產鹽必需，朝廷也一直增收其課謂之蕩課。新增蕩地乃是海退陸進才有的。官府一查出了新增蕩地立即從當年起新增蕩課2781兩銀4錢1分5厘3毫3絲。康熙二十年原豁免莞瀆場折價銀，從較早遷移建場的徐瀆場稅錢中加征2兩3錢10厘1毫。康熙二十三年將原豁免的莞瀆場而加征呂四場灶課銀6兩4錢9分4厘6毫、徐瀆場折價銀2錢9分6厘1毫，仍歸各場自行完納。銀兩計算到如此小的單位，恐怕今人聽來無法知其詳。

康熙皇帝享兩淮鹽商的忠誠

康熙前的歷朝歷代帝王中，與淮鹽鹽商關系之近者，直接享受淮鹽鹽商“奉獻”的，比起康熙無人能居其右。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三藩之亂波及數省，軍用劇增而鹽課必增。康熙十一年實行了所謂計丁加引，即官府按照人口數量和人均食鹽量確定各銷區銷售食鹽數量，由鹽商按此數量交納鹽稅。清朝實行食鹽官督商銷制，鹽商向官府繳足鹽稅后，結果能銷多少鹽賺多少錢，與官府無關。官府額定淮鹽加引5萬引，增鹽課額為4.73萬兩銀，居各鹽區之首。康熙十一年（三藩之亂前）全國人丁數1943萬，因戰爭傷亡，康熙十七年至二十年時加增鹽稅，人丁降至1685——1724萬之間，食鹽銷量下降而鹽稅不減，鹽商被強納鹽稅。康熙皇帝畢竟不庸，心知肚明，后也曾愧疚而言：“鹽務朕所深悉，加引雖可增課，然于商人無益。”道出他對鹽業之關心，對鹽務之了解，以及與鹽商定有一些交誼。為了朝廷財收，康熙對前朝沿襲下來的淮鹽銷區作出過調整，歷史上融銷淮鹽亦始之于康熙朝。《清朝通志》載：“康熙六年，以淮北引滯，改撥寧國府6500引，和州、含州3500引，每年奏銷，以為定額。”《兩淮鹽法志》也記載有康熙八年淮北鹽撥為淮南引地銷售。康熙三年江西總督奏請原銷粵鹽的江西吉安府改食淮鹽，立即獲得皇帝恩準。川鹽交界處宜昌府原食淮鹽，地方官多次奏請改食川鹽，康熙皇帝總不降旨。康熙皇帝有意無意間眷顧淮鹽銷售，被淮鹽商人視作特惠，故而強化了他們的忠君思想，進而表現出超常的忠君行為，對朝廷報效捐輸和康熙南巡時跪拜奉迎因此而生。 

鹽商為報答朝廷之“惠商”，更為自身今后永獲鹽利，遂有報效捐輸之舉，主要有軍需、水利、皇宮建設、賑災、雜項5種。鹽商的報效捐輸始于清康熙年間，直至雍正朝，而其中淮鹽商人出資額最巨。如《中國鹽業經濟》載：康熙十年六月，因淮揚水災，淮商報效白銀22670兩。康熙十三四年，淮鹽商人程氏捐資軍餉。康熙十七年六月，淮商陳光祖再捐軍需135000兩。康熙十八年七月，因揚州旱災，淮商報效白銀33000兩。康熙末年，淮商又捐揚州水利工程白銀24萬兩。清代這種始自順治、興在康熙、延至乾隆的鹽商報效捐輸，總額達8130萬兩白銀，其中淮鹽鹽商達5400萬兩，占66。4%。當軍隊獲得報效軍費，災民獲得報效賑濟，大家山呼“吾皇萬歲”時，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皇帝龍心好不大悅，龍顏好不大開。淮商報效后，即可“從優議敘”，提高社會地位和得到一定的政治權力。如程氏榮獲議敘，獲得五品官服。淮鹽商人還可通過加斤提價，實現報效損失加斤補，最終是食鹽消費者為報效買單。康熙二十三——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每次南巡時隊伍龐大，最多時達二萬多人。南巡費用主要取自于淮鹽，一是淮鹽鹽課；二是鹽商專門捐有公項經費；三是鹽商為了迎駕，主動在揚州及南巡途中主要城市進行大規模景觀建設。第五次南巡途經淮安時，淮鹽鹽商出資并組織“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駕，數里不絕。”康熙在淮安“進宴演戲一切事宜，皆系商總程維高料理”。康熙行至烏沙河時，“有淮安紳衿備萬民宴，又鹽場彩亭七座迎接。”至揚州駐蹕御花園行宮（高旻寺行宮）和茱萸灣行宮，連同茱萸灣塔均是兩淮鹽商出資營建的，僅高旻寺行宮工價就不下數千兩白銀。“眾商（還）加倍修理，添設鋪陳古玩精巧，龍顏大悅。”此外，鹽商們還向康熙皇帝進獻古董、玩器、書畫、美食等。

　　康熙皇帝是個明白之君，對于淮鹽鹽商的忠誠表現，除了    “從優議敘”、允其運鹽加斤提價賺取更大鹽利外，還通過設立“總商”、“大總”名目，獎勵忠君鹽商中之最甚者。清順治朝起，即在淮鹽鹽商群體中設有總商，以適應官督商銷的需要。康熙十六年，確定總商24名，康熙末年又增加到30名。總商之上又設有大總。總商權力除有“納課杜私”、“承辦報效”、“攤派雜費”、“參彈疲商”外，還能直接參與制定鹽策。總商恃其對朝廷奉獻之巨，深得朝廷信任，亦有膽敢凌駕于鹽政官員者。其大總者，“借端多派，魚肉眾商，事事專擅”，而成為淮商霸主。

康熙皇帝與兩淮鹽政的關系

　　鹽利之于國家財源之重要，向受朝廷官府重視。唐代起就在京官大員中設有兩淮巡鹽御史一職，后簡稱鹽政或鹽院，巡視督察兩淮鹽產鹽利，確保鹽課歸入國庫。清朝也不例外，康熙朝關于鹽院較前朝則有新的特點。一是康熙三年（1664）確定其職責為：督征鹽課、查緝私鹽、調劑鹽價、糾察屬員。規定巡鹽御史差滿離任前，必須把任內履職情況交代清楚，即對其任內督收鹽課等事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成（相當于今之審計）。皇帝依據考成結果決定對其獎懲和任用。可見康熙皇帝是何等的看重鹽利，也反映其精明的治國韜略，同時更說明鹽政一職的社會地位。二是正是兩淮鹽政這樣一個重要的部臣職務，形成了康熙皇帝與淮鹽有別于其他大鹽區的特殊關系，折射出康熙皇帝與曹氏家族有別于其他皇親國戚的特殊關系。關于這第二個“特殊關系”，曹雪芹在他的傳世之作《紅樓夢》中有周到詳盡的側面刻畫。真實的歷史是：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奶媽，可能是天下最特別最有榮耀的奶媽了。曹學芹的曾祖父曹璽因而在康熙二年到二十三年做了23年的江寧織造郎中，主政專供皇室的上用緞匹織造印染的江寧織造局。康熙二十三年任上去世時，恰逢康熙第一次南巡，康熙特派內大臣前往曹府祭奠，并親自到織造府慰問，稱其為“藎臣”。曹璽之子曹寅（曹學芹祖父）先為康熙皇帝近身侍衛，后官蘇州織造、江寧織造，康熙四十三年起被欽點4任兩淮鹽政。曹學芹父親、叔父也先后主政江寧織造局。沾了曹家的榮耀，曹學芹舅祖父李煦竟也先后8任兩淮鹽政。

　　康熙信用曹氏家族，先后啟用曹氏家族三代數人主政皇家織造和兩淮鹽政，6次南巡先后4次路過南京，皆駐蹕江寧織造府，并由曹寅、李煦陪行江南。康熙四十四年（1705）正月第五次南巡中，曹寅、李煦再次負責接駕。在淮鹽鹽商出資修建皇帝行宮和茱萸灣塔中，曹、李不光勤勉監修，還各自捐資2萬兩白銀，因此內務府覺得僅依例議敘加級還不夠，應予以在朝班兼職，曹寅為通政使司通政使銜，李煦為大理寺卿銜，獲旨恩準。

　　康熙皇帝南巡，皇室、侍衛、隨從、沿途迎駕護駕隊伍龐大，多達2萬人。曹、李接駕陪行后，一切費用均由江寧織造和兩淮鹽政支付。皇家隊伍車馬浩蕩，旌旗飄揚，一路觀光賞景，享受奉迎盛宴，款款而行，每每耗費時日。其中第五次南巡從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九日（1705.3.3）出京，109天后才返回到京城。2萬之眾超百日旅程，高標準食宿，耗資定當不菲。除了鹽商捐輸、地方官府出資，大部分由曹、李動用鹽課余款、私鹽罰沒款及織造衙門公款買單。而曹、李為討皇帝歡心，也不敢怠慢，出手極為闊綽，造成職上公款空缺漏洞，江南財政、兩淮鹽務虧空數目（70萬兩）很是可觀。按康熙“職官定期考成”、“鹽政離任考成”定制，曹、李仕途變得危機重重。康熙對曹、李職上財政虧空深知其詳，而一憂在心，多次嚴正叮囑、告誡李煦。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朱批：“以后凡各處打點費用，一概盡除。－－若不聽朕金玉良言，后日悔之不及。爾當留心身家性命子孫之計可也。”僅隔不足3月，又朱批：“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充？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又10天后朱批；“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再9天后朱批；“每聞兩淮虧空甚是利害，爾等十分留心后來被人笑罵，遺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4個多月后垂問：“兩淮虧空，近日可曾補完否？”垂問后36天又面命曹、李：“虧空太多，甚有關系，十分留心，還未知未來如何，不可看輕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總督噶札奏稱：曹、李虧欠兩淮鹽課銀300萬兩不止，欲彈劾二人官職并嚴加治罪。康熙遂安排核查，實為180余萬兩，庇護地說；“曹寅、李煦用銀之外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早在11年前就特旨曹、李在兩淮鹽政、江寧織造任上再輪值，以讓其搜刮錢財彌補公款虧空。曹、李確實也不負康熙皇帝天恩，任上使出百般手段，終于勉強消彌了職上虧空，逃過殺頭、滅門之禍。李煦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再留巡視兩淮鹽課謝恩折》中道：“兩淮自設巡鹽街門以來，從無一人之身得以八視淮鹺，而千古未有之事，奴才蒙萬歲越格之用。”歷史就是過去的真實。曹學芹叔父從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五年主政江寧織造13年，是曹家最后一任江寧織造郎中，雍正五年因其家人騷擾驛站被革職，次年復因轉移家產被抄家，于京師枷號，至乾隆元年才得釋放歸家，坐了7年大牢。比起他來，曹寅、李煦還算是萬分幸運的，假如康熙皇帝駕崩早，他們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